寇清杰 肖影慧：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意识形态价值意蕴
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意识形态价值意蕴
寇清杰 肖影慧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50）
[摘 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伟大成果。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成功创造和提出，具有深远的意识形态价值意蕴：超越了“资本中心论”的意识形态偏狭，在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提高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冲破了“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形态裹挟，在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重塑中华民族文明自信中提高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竞争力；打破了“文明冲突论”的意识形态对立，在坚持文明交流互鉴、促进文明繁荣共生中提高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回击了“中国威胁论”的意识形态歪曲，在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中提高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人类文明新形态从理论创新和话语创新双重维度丰富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体系，在有力批驳质疑社会主义文明的不实论调中提高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供给力，对于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意识形态价值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强调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此之前，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64，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趋势和格局。但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过程却是步履维艰的，频繁遭到来自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攻击和围堵。自20世纪以来，西方敌对势力围绕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问题大做文章，处心积虑地炮制出各种奇谈谬论以蛊惑世人、“唱衰中国”。其中，“资本中心论”“西方中心论”“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这四种论调尤为典型、甚嚣尘上，影响极大、危害颇深。然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成功创造和提出，丰富发展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体系，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积极回应了国际社会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种种关切，科学回答了人类文明何去何从的现实问题，有力批驳了包括“资本中心论”“西方中心论”“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等奇谈谬论对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误读和曲解，从根本上破除了西方文明中心论的意识形态迷障，切实提高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服力、竞争力、感召力、影响力和供给力。因此，从意识形态价值意蕴的视角深入理解和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这些奇谈谬论的破解十分必要、意义重大。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了“资本中心论”的意识形态偏狭，提高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服力
所谓“资本中心论”，是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居于统治地位，资本中心逻辑构成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主导逻辑，“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是建立在资本规律基础上的文明”[3]。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的双重历史特性进行了辩证分析：一方面，资本的逐利本性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在资本力量推动下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文明体系，相较于封建社会来说，实现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伟大飞跃。另一方面，“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4]31-32，资本的无限增殖是内嵌于资本主义社会运作的主导逻辑。工人深受资本家的残酷奴役和剥削，劳动和资本处于两极对立境地，工人不但无法在自主劳动中“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5]159，反而在异化劳动的钳制中“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5]159，劳动仅仅是“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5]162，“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5]159。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6]46。不难发现，建立在资本逻辑之上的资本主义文明的最大悖论在于，它使抽象的资本反客为主地变成支配和奴役人的“至上权力”，使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变成人的本质力量的丧失，使人与人之间具有丰富内涵的社会关系变成了纯粹原子式个体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这种劳动的异化、人的非人化以及社会全面物化的现象充分表明，资本主义文明在本质上是资本中心逻辑主宰下的文明形态。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生产的逐利本性内在决定了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加剧的社会难题，“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7]278。因此，“资本中心论”无论怎样以资本为傲，它都充满了现代性的幻象和拜物教的狂热，具有价值立场的特殊性、利益代表的局限性和意识形态的偏狭性。
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致力于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首先，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创造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人民至上是党的百年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之一。中国共产党基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坚定不移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汲取人民智慧和才干、发挥人民积极性和主动性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为人民”超越了“为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依靠人民群众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旨在利用资本促进生产力发展、创造社会财富、增进人民福祉，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治国有常，利民为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立足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不断探索‘利用好’和‘驾驭好’市场经济的规律”[8]，不断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通过国家宏观调控驾驭和规制资本，自觉矫正市场经济固有缺陷，有效遏制资本无序扩张、野蛮生长、肆意操纵、牟取暴利，最大程度消除资本的负面影响。同时，又支持、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有序发展，有效利用各种形态的资本把“蛋糕”做大做好，使之始终服从和服务于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其次，中国共产党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追求，创造了共赢共享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本目标追求。从新中国成立后的低水平普惠性减贫，到改革开放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式扶贫，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力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大力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脱贫攻坚战取得重大胜利，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1]，“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强调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坚持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理念，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5]11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人民至上”超越了“资本至上”，在本质上是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以资本为中心的文明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成功实践和提出，批驳了“资本中心论”以资本无限增殖为目的的发展观，超越了“资本中心论”的意识形态偏狭，在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生动诠释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属人”本质，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独特优势，提高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服力。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冲破了“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形态裹挟，提高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竞争力
资本在追求高额利润中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快速推进了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推动人类社会实现了飞跃式发展，在历史上曾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随着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军事和政治等领域塑造了绝对优势地位，他们对自身的发展模式也逐渐形成了强烈的“自我优越感”。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赋予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以无限的正当性、合理性和优先性，将其视作世界各国通达现代化的“唯一道路”，“西方中心主义”的霸权意识暴露无遗，“西方中心论”由此应运而生，成为西方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论调以资本中心逻辑为根本价值立场，以西方现代性“文明优越”或“文明先进”为基本价值内核，以遵循资本中心逻辑建立全球统治地位为根本目的。“西方中心论”由于排斥非西方的多样性文明发展道路，抱持着对其他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意识形态偏见，长期以来扮演着为西方现代性文明的先在优势标榜和辩护的意识形态角色。深度挖掘“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形态逻辑，不难发现，这一论调试图以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为统一模版，将资本主义的国家利益包装成文明利益，以便冠冕堂皇地向其他国家兜售西方现代性文明，旨在打造一个以“轴心—边缘”为政治秩序的同质化世界。
历史上的中华民族既有文明的辉煌史，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也有过一段文明的蒙尘史，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突飞猛进之际，中华文明未能紧跟时代步伐，反而走向自我封闭的境地。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陷入内忧外患的双重困境，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悲惨境遇。在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强烈冲击下，中华文明日渐呈现衰颓之势，中华民族的文明自信遭遇重挫。此时，在中国文化知识界，“一些人形成了轻视、鄙薄自身文化文明而重视、崇尚西方文化文明的思想倾向，有的甚至主张走全盘西化的道路”[9],“部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文明自信消失殆尽”[9]。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无数仁人志士试图通过引进西方的技术、制度和思想，把西方现代化文明发展成果照搬至中国，但这些方案都未能给蒙尘蒙辱的中华文明带来任何生机。
文明与道路密切相关，道路决定国家前途命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给处在黑暗中的中国人民指明了正确前进方向，锻造了坚强领导核心，提供了全新文明选择。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历经28年浴血奋战，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塑中华民族文明自信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根本社会条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高擎马克思主义旗帜，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资本主义文明体系中开辟出社会主义文明发展大道，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为改革开放后开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正式启动后，邓小平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10]164，并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不懈探索和科学解答，领导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聚精会神地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筹推进“五大文明”协调发展、全面提升，拓展和深化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11]。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进，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走出了那种认为除了西方现代化道路就别无选择、无路可走的“路径依赖”窠臼，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打破了把现代化直接等同于“西方化”的理论束缚，“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1]。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成功创造和提出，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局限，再创了中华文明的辉煌时刻，重塑了中华民族的文明自信，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文明、两种意识形态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2]64，冲破了“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形态裹挟，提高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竞争力。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打破了“文明冲突论”的意识形态对立，提高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感召力
持“西方中心论”者认为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先验普世性，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景和未来，因而排斥非西方的多样性文明发展道路，肆意夸大“异质”文明之间的对立性和排他性，将文明的差异视作国际冲突的主要根源。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不久，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于1993年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该文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论”，引起许多国家政界和学界的广泛而激烈的竞说争鸣。1996年，亨廷顿在其出版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对“文明冲突论”进行了系统论述，认为冷战后国际冲突的主要根源是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冲突和对抗，而不再是意识形态和经济实力方面的差异，“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12]1，自此之后，亨廷顿几乎和“文明冲突论”画等号。亨廷顿虽然强调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冲突已被文明冲突所取代，七大或八大文明成为世界格局的决定性因素，但同时又别有用心地指出：“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西方文化普世信念形成了挑战”[12]285。事实上，任何文化和文明都具有其特定的意识形态属性，因此，“文明冲突论”这一论断虽表面上强调意识形态分歧已不复存在，但在本质上却以夸大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冲突和对抗的形式深化了意识形态对立，是西方文明中心论的意识形态具体体现。几乎在同一时期，美国斯坦福大学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同样饱受争议的“历史终结论”，他以“文明裁判官”的身份宣告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政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13]1。“历史终结论”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的历史背景下生成发酵、传播扩散，断然否定了人类社会不同文明多元共存、和谐共生的现实可能性，恶意炮制和攻击社会主义文明制度的“历史性退场”，以强劲的架势构成了对尚存的社会主义文明的“讨伐”，在实质上是对“文明冲突论”的深化和延展。不难发现，“文明冲突论”忽视了文明之间的“和平基因”，大肆鼓吹文明之间的冲突和对抗是文明发展的必然图景，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视作人类文明发展的最后样态和最终模式，以夸大文明对抗性的形式强化了不同文明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从而蓄意制造出文明冲突和对抗的意识形态幻象和假象。
人类历史是一幅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正如习近平所言，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14]220。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考察人类文明交流的形式，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各文明普遍交往的前提，生产力越发展，各文明之间的交往就越频繁，“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5]54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着和合共生的文明基因，谱写了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唐朝万国衣冠拜冕旒、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等一段又一段文明交流的历史佳话，“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15]403。中国共产党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同中华文明的思想精髓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尊重人类多元文明的客观差异性，以文明多样共存、和谐共生、交融共享超越文明优越、冲突和隔阂。纵观新中国成立70多年，我国从落后时代昂首阔步地走向引领时代，从“东亚病夫”自信自强地走向民族复兴，从被“开除球籍”的边缘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创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成就，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丰硕成果。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走得对、行得通，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牢牢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土壤，主动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深刻把握文明的发展逻辑，始终遵循文明建构的客观规律，辩证处理不同文明之间关系，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对话，使不同文明在竞争比较中互促共进、在交流互鉴中繁荣共生，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开辟了中华文明发展新境界。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成功创造和提出，建立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基础之上，是遵循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文明形态，它超越了“异质冲突”的错误文明观念，打破了“文明冲突论”的意识形态对立，在坚持文明交流互鉴、促进文明繁荣共生中，铸就了并行不悖的文明发展格局，书写了社会主义文明史上的璀璨篇章，提高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感召力。
四、人类文明新形态回击了“中国威胁论”的意识形态歪曲，提高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独立自主地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突破了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一元论”，为后发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可供资鉴的中国经验。然而，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异质”文明形态的崛起，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在根深蒂固的西方模式“优越论”和近代殖民主义思维的影响下，理所当然地将“强国必霸”视作所谓铁铮铮的历史规律，在看待中国发展时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选择性地忽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客观事实，将快速崛起的社会主义中国视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最大威胁者”，处心积虑地凭借其全球主导地位，在国际交往方面固守霸权主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意识形态方面盘踞人类道义和国际舆论的制高点，居心叵测地将“普世价值”奉为圭臬，肆意炮制、渲染和散播“中国威胁论”，从经济、文化、军事、生态、科技等各方面全方位压制和抹黑中国的和平发展。譬如，“经济威胁论”歪曲中国合作共赢的发展目标，“文化威胁论”歪曲中国坚持文化交流互鉴的事实，“ 军事威胁论”歪曲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决心，“生态威胁论”歪曲中国秉持绿色发展理念的立场，“中国新兴技术威胁论”抹黑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自主创新发展等。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借助“中国威胁论”这一舆论工具，企图转移国内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扭曲抹黑中国的国际形象，扰乱恶化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从而达到遏制延缓中国的发展强大、维护自身世界霸权地位的险恶目的。这既有根深蒂固的傲慢和偏见，也有认知上的误读和歪曲。
事实上，强国必霸并非铁律，“中国威胁论”也纯属捏造。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崇尚和谐的民族，中华文明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全球的野蛮基因。从惨遭西方列强入侵的苦难中奋起的中国人民尤为珍视来之不易的安定生活。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发愤图强、守正创新，在筚路蓝缕的百年奋斗历史征程中实现了由“跟跑”到“并跑”再到某些领域“领跑”的伟大飞跃，成功走出了一条“强而不霸”“强而共存”“强而互进”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共建共享、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正如习近平所言，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地沿着和平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会走扩张主义和殖民主义道路，更不会给世界造成混乱”[16]，反而对人类文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当今世界，全球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顽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不时抬头，战争袭击、疫情饥荒此起彼伏，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叠加。这迫切需要我们回答好“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历史之问。而为了解决困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共同难题，中国共产党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之际，始终站在历史正确和人类进步一边，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积极引导世界由变局走向变革进行了锲而不舍的有益探索。首先，秉持和平发展的价值共识重塑全球发展理念，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质量发展，使其成为探索全球经济治理新模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其次，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准则构建国际治理体系，推动国际治理体系朝着公正合理、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再次，坚定民主自由的价值目标建设世界政治文明，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最后，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战略统领，进一步推动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为解决全球生态问题、世界卫生问题和全球网络安全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担当和人类情怀。
中国共产党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彰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意义”[17]，超越了资本主义强国必霸的陈旧发展逻辑，揭穿了“中国威胁论”的舆论谎言，推动了“中国威胁论”的现实破产，有力回击了“中国威胁论”的意识形态歪曲，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推动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国际传播，扩大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五、人类文明新形态丰富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体系，提高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供给力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4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建构了系统成熟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并成功地将非西方世界纳入西方意识形态话语框架之下，牢牢占据着国际意识形态话语主导权。而囿于其仇视和压制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一贯立场，西方敌对势力炮制出“资本中心论”“西方中心论”“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等奇谈谬论抬高自己、扳倒他人，以期通过意识形态渗透最终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不可否认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曾一度推进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马克思恩格斯也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进步意义给予过高度肯定。然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建立在资本中心逻辑之上，资本作为“普照的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它既具有文明的作用，又具有野蛮和残酷剥削的本性，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反文明的悖论，是人类文明对抗性的最后一个历史形态。“资本中心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坚持“资本中心”价值取向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现。资本在促进生产力迅猛发展中加速推进了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持“西方中心论”者将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置于先验普世地位，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前途和未来，他们忽视了人类文明多样共存、交流互鉴、繁荣共生的客观规律，夸大了“异质”文明之间的对抗性，将文明的差异视作国际冲突的主要根源，极力制造“文明冲突论”的意识形态对立。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异质”文明形态的崛起，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渲染和散播“中国威胁论”，企图全面遏制中国的和平发展，以维护自身霸权地位和强权政治。据此可知，“资本中心论”“西方中心论”“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这四种错误论调虽语言表述各异、具体内涵也各不相同，但作为西方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典型代表，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绝对优越性进行标榜和辩护，是隐匿在这四种错误论调之中的深层意识形态逻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正成为推动世界发展的强劲引擎。但是，国际舆论总体依然保持西强我弱的格局，相较之下，马克思主义“失语”和社会主义“挨骂”的处境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扭转。这充分表明必须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发展成果转化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优势。意识形态话语生产是丰富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巩固意识形态话语权、提高意识形态供给力的根本所在。习近平强调：“要积极创新话语体系、提升传播能力，面向海内外讲好中国制度的故事”[18]129。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英译版序言中也深刻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19]32。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崭新论断、科学范畴的创造性提出，以颇具时代气息的意识形态话语生产高度提炼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文明硕果，“实现了人类文明史上一次伟大‘术语革命’”[20]，丰富发展了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21]525意识形态话语生产绝非简单的话语重复，究其根本是对以话语为表达载体的思想理论的创新发展。“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生产本质上是统治阶级思想的生产”[22]。在此意义上，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站在历史交汇点上提出的一个重大创新论断，人类文明新形态不应当仅仅被视为一般的话语概括、话语创新，而应被视作中国共产党在文明发展维度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总结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经验所形成的最新理论成果。因此，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性提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丰富发展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理论体系。
由此可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成功创造和提出，从话语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双重维度丰富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体系，是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发展的意识形态话语生产和建构，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文明优势，有力批驳了包括“资本中心论”“西方中心论”“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等质疑和歪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不实论调，提高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供给力，散发出意蕴深远的意识形态价值，对于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
[2]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3] 颜晓峰.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明新形态[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7).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8] 刘凤义.从四重维度看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的内在必然性[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10).
[9] 寇清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1,(9).
[10]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1] 王岩,吴媚霞.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逻辑理路[J].思想理论教育,2021,(11).
[12]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
[13] [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黄胜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
[15]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16] 梅世雄.习近平会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N].人民日报,2018-06-28.
[17] 寇清杰,肖影慧.论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成的五重逻辑[J].理论学刊,2022,(4).
[1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0] 田鹏颖.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意识形态价值[J].南京社会科学,2022,(4).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2] 王岩.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路径[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7).
1.通过本地邮局订阅。
本刊邮发代码：80-476
2.与编辑部联系订阅。
电话：010-62332831、62334268
（1）邮局汇款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0号《思想教育研究》编辑部（收）
邮编：100083
（2）银行汇款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东升路支行
户名：北京科技大学
账号：0200006209014432650
银行行号：102100000626